在市场情绪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希望。人工智能领域仍然在吸引投资、吸引流动性。
走过2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AI（人工智能）的浓度有多高？除了跳舞“船长”、制作咖啡“服务员”等机器人新员工“上岗”，还有人形机器人嘉宾参与场内讨论。3月25日，在一场聚焦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分论坛上，一个人形机器人举起话筒向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提问，“做什么才能获得普通人的信任”。
“20年前，我们讨论的是即时通信、互联网普及，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人人谈‘智能’，人人享‘智能’。”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创始院长张亚勤连续20多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他说，距离之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谈起“智能+”正好是十年。
十年前，主持一场分论坛的张亚勤提出“互联网+”的下一站是“智能+”，并将智能分为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现在看到的机器人、无人驾驶等，都是物理AI的应用。”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AI+’：数智赋能产业升级”分论坛上，张亚勤说，如今AI从通用人工智能迈向智能体人工智能，它不再只是技术，而是融入各行各业的经济工具，代表一种“AI思维”，大小企业都需用AI思维管理公司，转变底层理念。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情绪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当下，AI的发展带来希望。用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首席执行官布莱恩·佩斯科的话来说，股市大幅度回调，美联储降息周期戛然而止，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市场情绪转向负面，但有一个抵消因素，AI在蓬勃兴起，“人工智能领域仍然在吸引投资、吸引流动性”。
作为千行百业转型的“标配”，AI在提高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
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带到博鳌亚洲论坛的案例是，依托AI，京东实现了对7亿用户、全球大量仓库、数千万商品的高效调度，“客服、仓储、定价全流程AI赋能，让少人化服务的大规模覆盖成为可能。”沈建光说，能实现商品国内当日达、欧洲当日达、同城30分钟达的效率，核心正是依靠AI的全链路赋能。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也注意到AI的潜力。去年该团队对200家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生成式AI能让客户支持的生产率提升40%，软件开发的生产率甚至能提升60%，“那些受益最多的企业，做对了一件事——对整个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将AI深度嵌入其中。”戴璞分析，企业如果仅在局部场景引入AI，很难实现真正转型。
“在AI时代，传统的‘跨界’方式已经过时。”与戴璞同坐一个圆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榕认为，AI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本质是“降维赋能”，企业不应将AI视为简单的技术叠加，而应将其作为“智能内核”，在流程复杂、容错率低、数据依赖强的领域构建护城河。“对客户而言，缺的不是更多的设备，而是能把模糊经验变成精准决策的‘大脑’。”她说。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写入国务院去年8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人工智能正在从前沿的科技探索转向深度重塑产业和生产方式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新空间正在显现。”在张亚勤看来，2026年被称为智能体元年，尤其消费级智能体迎来大发展，他还建议，所有智能体都须对应明确责任主体，做到可追溯、可确权，厘清其归属方并承担相应责任。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亚洲都正经历“智能崛起”。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首日发布的旗舰报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心正从欧美向亚洲转移。亚洲经济体正凭借庞大的数字人口、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系统化的政策推动，从AI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重塑全球AI创新秩序。业内人士认为，亚洲已经从人工智能主要的下游应用市场转变成最上游源头创新、产业化和治理实践并重的重要力量。
“从数据来看，去年全球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中，亚洲中小企业占比约28%。而从区域合作来看，亚洲对AI技术有着强烈渴望，期待在这一轮AI浪潮中抓住机遇、避免落后。”在上述“‘AI+’：数智赋能产业升级”分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提到，中国是全球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国家、企业到普通消费者均对新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并乐于尝试。”
他说，今年不少用户对开源AI智能体“龙虾”（OpenClaw）不太了解，但仍愿意尝试，去年春节DeepSeek发布时，一些非行业人士很感兴趣，一些中国企业也积极试水新技术，“这都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活力。”余晓晖说，这也是我国能在相关领域实现突破的重要原因，但他同时提醒，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可能低估了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用户使用“龙虾”时容易忽视授权后其自主执行任务可能引发的不可控风险，相关测试已证实该类技术存在多项安全隐患。
“我们对新技术要建立更全面的认知与敬畏之心，要守住基本的安全底线。”余晓晖还提到，对机构企业来说，未来安全治理能力变得特别重要，AI供应商也有很大的责任，要加强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的安全加固。
沈建光也注意到，我国日均Token（词元）（Token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记者注）调用量极高，参与热情很高。“我国还率先在战略层面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将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引擎）加以推进，在基础设施、新能源、电力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支撑。”沈建光举例说，中国去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是美国的8至10倍，其中新能源占比达30%，化石能源比重持续降低，电力供应能力的提升，让中国在算力中心建设、算法研发、AI产业应用等方面具备坚实基础，成为AI时代的发展底气。
和历史上人们对每一次技术变革发出的疑问类似，对AI技术发展的追问之一是对就业的影响。
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不止一位专家提到，部分工作被AI替代，但AI也将成为一些岗位能力的增强工具。有专家表示，从工业革命到计算机时代，被替代的多是体力劳动，人工智能的冲击对象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智力，“技术创新总会创造更多新岗位”在这一次未必应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技术催生的岗位多于被替代岗位的趋势已明显放缓。从技术向善的角度出发，如果AI只是单纯替代劳动力、未能提升就业质量，那么在应用上就必须谨慎。”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涓举例说，某城市政府部门计划用智能设备替代具体劳动的人，为此在研发和机器制造上投入大量资金，核算下来，所花费的资金比人工更贵，但工作效果不如人工。“推进的原因是当地政府认为要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应用场景。”她说。
对此，她提出“AI”向善三标准，即合理（提升效率、促进公平）、合用（增进民生福祉）、合意（契合公众价值判断）。
“AI是不是合理，取决于它能不能带来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福利的增加以及社会的公平，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下社会服务的最大化。”在江小涓看来，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的，更好的医疗、更优的教育、更美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追求的愿景。“今后，强调稳定就业是共享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发展，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稳定就业和创造新就业机会，加快完善收入保障制度。”她说。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也认为，一些领域驱动技术创新的方向是节约劳动力，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力成本高昂，用技术降本增效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往哪里去。
“市场的作用应该首先被尊重，而政府的角色在于提供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政策。”在薛澜看来，很重要的、要作相应调整的是社会保障政策，不排除在就业转换当中，一些人可能失去收入，这时社会保障能否保证他们有基本收入维持日常生活？“这种保障是政府未来可能需要重点考虑的。”他说。